Vanitas vanitatum, omnia vanitas.

……几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看起来也许熟悉,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应该小心。明代中国人居住于一个与当代中国人生活有着巨大差异的世界,那些相似的东西也许并不相同。

作为欧洲人后裔的加拿大人,我的社会文化背景似乎使我同鲁博而不是他的中国侍从更加接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同或更加理解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的看法也许会妨碍我捕捉构成那位中国人生活经历的某些细节,但它同时也替我免除了那种基于当代中国人生活经历而自认理解他的幻觉。当然,读者和我都想发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续,但对明代中国来讲,我们都是陌生人。作为一个清楚知道自己是那个世界以外的人,我有着优势去静观整个明代社会和文化风景,而又不必将明人的选择带到我自己生活中。这是一种绝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没有的“奢侈品”。他们书写中国历史,因为那是中国的,我写中国历史,是因为它提供了欧洲历史以外的另一个选择。中国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中国历史,因为他们关心构成今天中国的种族或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而我则不必被束缚于将明代中国作为一个无法逃脱的过去的想法。相反,它是一份如果我选择就可以自由接受的遗产。对像我这样不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来讲,明朝是一种可以作为我的遗产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学家也可以拥有这种没有民族义务的自由。我觉得不妨尝试一下,因为从这一立场我们可以像十七世纪的祖先一样,审视那位被困在纳塔尔的中国侍从、非洲奴隶和葡萄牙商人,一样可以自由地认为,那位富有、肥胖和腐败的鲁博是他们中间最奇怪的一个。

——卜正民,《纵乐的困惑: 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中文版序

说得真好啊。最近连着看了几本海外汉学家的书,都挺有意思的。海外汉学研究最大的魅力的确就在这一点上——完全彻底地不受国族情结影响。单说跨文化视野的话,很多中国学者的西学底子也不差,但在这一层上总没有那么洒脱。我以为这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但有时也会想要是一点情怀也没有,某些东西大约也领会不了。会这样想大概是因为我虽然平时一口咬定了“non sum uni angulo natus, patria mea totus hic mundus est”,在一些特殊的时刻也还是会认识到自己的的确确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读书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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